如果你想走得更远，请回到立法过程，澄清你的意图。
[19]虽然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借鉴自美国，但不知为何并未采用美国宪法修正案的表述方式。总之，修宪已成学界共识。
因此，此次修宪应当采用直接修改宪法原文的修宪方式，重新通过并公布新的宪法文本。自1982年至今，我国的修宪机关全国人大采用宪法修正案对现行宪法进行了四次修改。早在1988年，也就是我国现行宪法第一次修改之前，已经有学者撰文指出美国宪法修正案在保持宪法稳定方面的优势，倡议我国引进这一修宪方式。[⑦]再如，马岭教授强调，监察委员会入宪虽涉及到政体的变化，但是，宪法乃国之重典，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是全面修宪程序的启动，务必谨慎稳妥。[④] 仅有个别学者认为，在不修改宪法的情况下制定监察法也是可行的，参见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在此情况下，如果仍选择以宪法修正案进行宪法修改，公众需要通读宪法原文和各个宪法修正案，仔细比对宪法章节和条文的前后变化，方能了解规定某个问题的现行有效的条文是什么。[31]第三，重新公布新的宪法文本，并将之确立为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从而结束宪法原文及其修正案和宪法修正文本共存所造成的宪法文本不统一的状况。吕忠梅：《环境法新视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34页。
[17]因此，就公民的环境义务而言，仍需要在宪法层面进行探析。[41] Robert Glicksman and Christopher H.Schroeder,EPA and the Courts:Twenty Years of Law and Politics,54 Law＆Contemp 249,1991,p.273. [42] 参见陈泉生：《环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9] Ralf Dahrendorf,Citizenship and Beyond:The Social Dynamics of an Idea.Social Research,1974,p.41. [10] 参见秦鹏、杜辉：《环境义务规范论》，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宪法解释，明晰公民环境义务的内涵。
[41]因此，在环境司法中应秉持一定程度的积极司法观。环境意识可以能动地对客观存在的生态环境产生实际作用。
这些均体现着国家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4.重视公民环境义务，有利于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增强环境保护的实际效果。依据现行宪法第9条和第26条的规定，国家对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应趋向于达到积极的治理效果。[24] 参见张震：《环境权的请求权功能：从理论到实践》，《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第30页。
当然，公民环境义务适用于此条的情形是非常特殊的，包括特殊的主体、条件、行为和后果等。主要包括服从环境管理的义务，对破坏环境行为的举报义务，国家环境调查取证等行为的知情告知义务，以及国家综合环境执法行为的监督义务等。一个基本事实是，宪法作为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近代意义的宪法产生以来各国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改革宪法意味着，在坚持基本的宪法理念和原则的前提下，宪法制度蕴藏着无限的发展可能性。
通过对公民环境义务的专门探讨，以期对环境法治理论及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一种路径参考。2.现行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
杜钢建：《日本的环境权理论与制度》，《中国法学》1994年第6期，第104页。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环境教育的概念，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上得到正式肯定。
[10]其次，事实上，诸多公民权利的对应义务主体并非只有国家一方，如作为典型的社会权的受教育权，不少国家的宪法理论与文本均认为，公民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具体参见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元照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1、16页。[38] 在我国，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后发性，人们长期以来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不足，政府及公民的环境意识均较薄弱，因此尤其需要重视环境教育，而且应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和内容。与改善相比，保护强调现有环境资源和状况的维护。积极维护义务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中属于中等程度的要求。[19] 参见许育典：《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388—392页。
在学术界特别是法学界的推动下，形成了环境权运动。国家与公民关系的理论一般被表述为，国家权力产生于公民权利，国家权力是实现公民权利的手段，换句话说，公民享有权利，国家履行对应义务。
[11]因此，就环境保护而言，并非意味着只是国家负有环境义务，公民享有环境权利这样的一种简单关系。作为生活利益的环境生态利益自古有之，但其生成为环境公共利益则是在环境危机背景下，通过民众个体诉求、社会普遍认同并最终由法律来加以确认。
[32] 张震：《中国宪法的环境观及其规范表达》，《中国法学》2018年第4期，第7页。所谓自然资源是指当前或可预见的将来能被利用的自然物质和能量。
詹姆斯·康奈利将市民共和主义传统思想中所提倡的美德赋予环境公民理论中，他认为环境美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及进步具有促进作用的同时，还能为社会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的发展提供支持。概而言之，环境保护应当由国家与公民分工协作共同承担。首先，公民环境权属于典型的新型权利，[42]具有诸多不同于传统权利之处。从实践角度，公民环境义务可分为强性义务和柔性义务，所谓强性义务是指公民自己做出的可能对环境造成影响或破坏的行为是应当禁止的，甚至还可能受到行政及司法的制裁，也可以叫做应当优先履行的义务。
[39]与国家对环境的保护义务不同，公民的积极维护义务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积极配合国家的环境保护行为和个体主动的维护环境的行为。前文指出，公民环境权包括三种主体，即后代人、当代人集体和当代人个体。
环境保护人人有责，探讨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具有强烈的实践意义。在《中华法学大辞典·刑法学卷》中，对公共财产有详尽的解释，包括全民所有或者集体所有的物质财富。
首先，需要重新思考国家与公民在环境权利义务上的关系。[13]其次，如果只讲环境权而不讲环境义务，可能会出现公民主动放弃环境权或者不主张环境权的情形，那么这不仅有违环境权提倡的初衷，不利于环境公益的维护，甚至于环境治理的目标也会大打折扣。
[1]在环境法治中，公民环境义务的重视与环境权的提倡同等重要。2.是否导致对国家义务的减少甚至免除？ 笔者的回答也是否定的。2.国家环境义务的概念并非意味着公民环境权利的单向度。就环境权而言，学者们除了呼吁该项权利直接入宪，笔者也曾通过现行宪法第9和第26条等论证环境权的依据，[24]因此环境权在宪法上至少是间接存在的，那么，公民既然享有环境权利，也当然应该负有并履行相对应的环境义务。
环境属于公共资源，具备公共利益属性，需要人人参与维护，并进而承担相应义务。3.公民针对国家环境权力行使而产生的对应环境义务。
[4] 参见李建良：《环境议题的形成与国家任务的变迁——环境国家理念的初步研究》，载《宪法体制与法治行政——城仲模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83、290页。我国学者也开始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环境权的概念,以蔡守秋教授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和《法学评论》1982年第2期的《环境权初探》两文作为环境权研究的开始。
二、宪法上公民环境义务条款的规范解析 全面修改后的《环境保护法》第6条，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二）权利义务相一致条款及权利限制条款所反向指向的公民环境义务 1.现行宪法第33条规定：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